本报讯（记者张知依）4月14日下午，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贾平凹用浓重的陕西口音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著名作家梁鸿出席活动，并分享了新书的阅读体会。



贾平凹

《极花》以近年来轰动社会的妇女拐卖为主题，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在讲述女孩胡蝶遭遇的同时，也关注农村男性婚姻问题。贾平凹介绍，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被解救回来之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被拐卖的地方。在该书后记中，贾平凹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贾平凹称：“《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小说的结尾，被拐卖的女孩最终选择回到乡村，记者联想到去年曾轰动一时的“郜艳敏事件”。问及为何会这样安排，是否担心公众以所谓“正义”的标尺度量这个结局，贾平凹说：“我把胡蝶又写回乡村，实际上这是一个轮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未来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这是把结尾基本是当开头来写，这个故事写完了，下一个故事又要开始了。”

对话

写现实题材作品

考验观察，也需要胆识

北青报：在媒体能快速书写社会离奇的今天，作为小说作家写现实题材是不是一种挑战？

贾平凹：绝大多数写现实的题材都比较难，人都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人，稍微不准确读者就提出非议。所以对于作家而言，（写现实）一方面考验是把观察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功力，另一方面要有胆识。

北青报：那么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作家写现实和媒体做报道的关系是什么？

贾平凹：80年代文学的兴盛，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力量，当时的社会闭塞，是新闻元素在其中发力，大众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离奇的故事。但是今天媒体发展，任何角落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快读告诉大家。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现实中的故事永远比虚构的丰富。但文学不是新闻作品，文学的功能不只是把离奇的故事讲给大家，而是要写更深层的社会危机。我希望写最偏远的农村实际情况，中国社会的危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里最隐秘的东西。

北青报：但您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您是否认为太男性视角了？

贾平凹：字面上是女性唠唠叨叨说自己的经历，但作家是男性，也有男性的视角。之所以说要深入生活中去，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法了解的。

北青报：你有和被拐卖的女人接触过吗？

贾平凹：这个用不着我和这个女人接触，别人和我讲过这个女孩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当事人带有自己的义愤。作为局外人，可能能更客观一些。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责任。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北青报：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文/本报记者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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