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盛的一家报纸,《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仍“水流云在”。《大公报》不仅详细记录了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而且还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辛历程,堪称“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公报》曾被归入反动报纸之列,遭到世人的批判与指责,在中国大陆被相继停刊。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的报纸。《大公报》饱览世事,铸就了中文报业的辉煌,也饱尝了民营报业的艰辛。纵览《大公报》的历史,其办报理念薪火相传,办报业绩可圈可点。它的历史是一笔财富,引导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1 《大公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贡献
    《大公报》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创刊之日起就以敢言着称,不畏权势,勇于为民说话。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日本大举入侵的环境下,新记《大公报》更是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评论,在舆论上对中国的时政和出路进行了分析。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其掷地有声的抗日言论和抗战到底的决心鼓励了抗战军民的斗志和信心,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6年9月,《大公报》续刊十周年,报馆决定扩大纪念影响。胡政之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设普利策奖金的做法,提出设立一种“科学奖金”,由报馆拿出3000元,其中2000元作科学奖金,1000元作文艺奖金。《大公报》此举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发动提倡科学的呼声,希望社会上有能力的人能够出来捐资,作大规模的奖励。这一事件是《大公报》在文化领域的又一创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份私营的报纸对科技文化就有了如此的认识与重视是非常难得的。这些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历史上是不可抹煞的。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大公报》在处理教育问题上体现出的传播媒介始终站在社会最前沿并引导社会舆论的巨大作用。
    《大公报》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消息灵通、客观准确、敢言并且善言的业务特色,培养了一支尽职尽责的记者队伍和管理队伍。《大公报》在事件真相不太明朗的情况下选择维护法律和促进国家统一的立场,积极主动地分析评论新闻事件,既不回避退缩,又反应了舆论民情。《大公报》的崛起,是中国资产阶级报业试图成为“第四权力”的较有成效的尝试。同时《大公报》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记者。范长江是第一位报道陕北苏区的记者。他的西北行的系列报道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具有影响力。胡政之是第一位揭露卖国的“二十一条”内幕和报道“巴黎和会”的记者。彭子冈是国内外知名的女记者,她真实、客观地报道了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新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些人的办报思想和新闻实践活动给当今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和深远启示。
    2 《大公报》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新闻机构都不可避免会带有阶级功利的色彩。就阶级属性而言,《大公报》是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大公报》的主持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声称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但在涉及到其阶级的根本利害时他们总不免会左右摇摆不定。《大公报》的主持人只能根据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水平来报道和评论事实,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始终没能超越他们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大公报》就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它又着论指责蒋介石滥杀革命群众。土地革命时期,它一方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对工农红军做过不少歪曲的报道,但另一方面,又连续登载了范长江写的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道。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倡言过'国家中心论,表示坚持拥护蒋介石,但也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八路军的战绩,宣传过团结抗战的主张。抗战胜利以后,《大公报》反对共产党“另起炉灶”,指责人民武装破坏交通、擅自受降,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另一方面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指责国民党达官要人的腐败,并同情国统区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
    就《大公报》上述的种种表现而言,有些新闻史论者认为,这是《大公报》的主持人有意玩弄两面手法,用以迷惑群众,是“四不主义”虚伪的表现。其实,《大公报》对上述事实的报道评论,具体体现了《大公报》主持人的思想认识水平以及在当时复杂的阶级关系中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大公报》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的主持人向往的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蒋介石上台以后,国民党的统治和中国的现状与他们的理想不完全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奉行“四不主义”的办报方针,对社会现实以及蒋介石政府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以启发人民的觉悟,鞭挞黑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今天研究《大公报》的历史,对这一点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3 《大公报》研究中几个争议性问题的辨析
    (1)“小骂大帮忙”问题。“小骂大帮忙”这顶十分沉重的政治帽子压在《大公报》头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至今还影响犹存。现在是该彻底摘掉这顶帽子的时候了。
    先说骂。《大公报》对国民党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愤骂和痛骂,而且都是出自肺腑的真骂,不是假骂。《大公报》也骂共产党。这是因为《大公报》是一群以文章报国自诩,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知识分子创办起来的报纸,他们以“四不主义”为办报方针,对中国的各个党派自然都会有所批评和指摘。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对共产党的骂,多数情况下是骂错了。错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由于社评撰稿人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有的是由于情况不明,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误导,此外还有张季鸾个人对蒋有感恩图报思想等原因。《大公报》不是共产党的机关报,也不是左派的报纸,这些社评的撰稿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他们完全接受共产党的观点。
    再说帮忙。《大公报》确实给国民党帮过忙。“西安事变”的时候帮过,抗日战争时期帮过,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一个阶段也帮过。但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忙是帮错了,伤害了人民的利益,该认账,也该打板子。有的忙则是该帮的,不应当视为罪状。例如,《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倡“国家中心论”,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为了抗日。《大公报》的这一类帮忙,如果是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就不仅是帮国民党的忙,更重要的是帮国家的忙    。况且,《大公报》不仅帮过国民党的忙,也帮过共产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去苏联采访,向中国读者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和边区建设情况的,是《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大公报》始终尊重事实,不抹杀,不歪曲,不捏造,采取了客观或比较客观的态度。不少读者由此获知共产党的政策和言论主张,了解了革命的形势。这其实也是一种帮忙。
    (2)“国家中心论”问题。主张“国家中心论”曾经是《大公报》的另一大“罪状”。这种论调认为《大公报》宣扬“国家中心论”,把蒋介石捧上了独裁的宝座。其实,我们应该把“国家中心论” 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国家中心论” 确实是拥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为中心。但是,它是在抗战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九一八”以后,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大公报》宣扬蒋介石的国家领袖地位,是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激发民族主义,团结全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抗战建国的需要。在自由和权威的天平中,由于民族危机,《大公报》选择塑造权威人物带领救亡。无论是拥护国民政府建设,还是拥护蒋介石的国家中心地位,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即前者符合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后者符合于救亡的需要。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救亡都需要政治系统(中央政府、政治领袖)有权威。何况,在抗战期间,所有抗日的力量都不能不拥有“拥蒋”的名义。八路军和新四军用的就是国民党的番号。因此,《大公报》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死抱住“国家中心论”不放,“拥蒋”实际上包括了很大的“抗日”成分,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3)爱国问题。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大公报》曾被归入反动报纸,遭到批判。攻击的焦点集中于新记《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对立即开战,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臭味相投。其实,新记《大公报》主张先行“明耻教战”,让国人做好开战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的主张,与要求立即开战收复失地的主张,都是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提出的主张,只是在策略方法上略有不同而已。《大公报》追求自由民主,渴望国家富强。“九一八”以前,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实际上人心不齐,各军事实力派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权威缺乏,成为中国政治整合、社会整合的能力障碍。此时,民族危机相对缓和,《大公报》认为中国不具备进行现代战争的实力,应先搞好国内的建设。这些主张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当侵略者深入腹地,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时,新记《大公报》还是主张奋起抗战,“死里求生”。抗战时期,新记《大公报》在风雨飘摇中一路辗转,前赴后继,为抗战宣传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时,国共两党均称赞《大公报》是一张爱国的报纸,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大公报》才被冠以“反动”的帽子。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大公报》的爱国性质被重新肯定。
    因此,我们研究《大公报》,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和立场去苛求于前人,要求《大公报》的报人们去做超越那个历史时期的事情,而是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分析《大公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客观地评价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所采取的态度及其原因,还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研究《大公报》,也不仅仅是为了评述它的功与过,更重要的是从《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社评报道及其主持人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取舍抉择等诸方面加以总结,以此观察近现代中国社会,诠释中国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救国建国的心路历程,并以此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和依据来考察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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