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会教书的都跑县里了。”谈及中考失利只得外出打工的狗剩及其几十个同学，狗剩爹苦笑着，给我这个方言已带普通话口音的儿时玩伴，补习着居庙堂者还没忧到的山村时事。他带狗剩阿嫲来县城看病，偶遇了我。“乡卫生院变精神病院，来钱快，不瞧别的病了。”

公共服务似乎先于农民城市化了，给狗剩们剩下了教育、卫生、农业科技等事业的失能。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将农村最稀缺的人力资源，包括教师和医生，拉进城市；只有看得见的政策之手才能还给狗剩们公平的起点。

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导师之一阿尔文E 罗斯发现了“乡村医院定理”，大意是说，不受欢迎的乡村医院，若在一种稳定的医生分配方案中招不到人，则在所有的稳定分配方案中都招不到人。要冲破这一樊篱，让乡村医院也雇得到医生，只能通过改变医生的偏好。举例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就因此给予乡村医生税收减免。

中国现行的分配体制决定了，教师和医生进城，无论工资或非工资收入都能显著提高。再加上更好的公共服务、更便利的生活等因素，他们若有选择，必不假思索逃离农村。在城市里，他们又成为了更好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这种城市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却以农村的恶性循环为代价。同为共和国的公民，狗剩与城里的孩子同样享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却没有享受同样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这种机会不公平，需要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来调整。即使做不到绝对公平，也可以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努力。许多国内外的政策努力都可以借鉴。

经济手段上，政府应缩小甚至反转城乡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工资收入差距。这种调整可以纾解农村的人才外流问题。许多人会反驳说，城市生活成本高，高收入理所应当。可是，当前城乡的生活成本与收入比例，显然并不在农村公共服务不外流的均衡点上。提高县及以下教师、医生的收入，才能避免“乡里会教书的都跑县里”，县里会教书的都跑省里。

治标之外，农村及小城镇建设发展才是留住人才的治本之策。基础设施与新科技是两大关键。前者提供了通往城市及其资源的入口，后者降低了在城市娱乐、购物乃至工作的必要性。

此外，智利等国向学龄儿童发放教育券，在保证教育购买力公平的同时，将择校权留给了家庭并假此促进了教育供给侧竞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

类此的旨在起点公平的转移支付，比直接收入再分配更高效。人力资本涵盖知识技能与健康，它的积累与提升，成本是教育与卫生的投入，收益则难以尽数。微观上，自身福利提高，社会也享受正外部性，诸如反社会行为减少、亲社会行为增多、与他人技能互补等；宏观上，它是经济发展原动力。许多关于教育卫生的田野实验都确证，这方面的投入收益远大于成本。这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共识。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财税贡献大，城市居民理应享有更好的公共资源。其谬误源自忽略了税收公平的纵向公平原则：更有能力负担的人应更多交税。（横向公平指的是对相似人群不可厚此薄彼。）的确，税收公平第三个原则确实主张受益更多者支付更多。但农村公共服务，也能通过提供更好的劳动力，为城市带来正的外部性。


行政手段上，公立机构的轮岗制度褒贬不一。执行不当，它容易造成工作满意度、积极性的下降，致使人才向私立机构或其他行业流动。延续性的不足也会造成所提供服务质量的下降。然而，日本公立学校的轮岗确实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缓解了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

提高农村大学生比例的政策尝试，应在改革中不断加力。如果不改革便加力，则高考移民下乡不是天方夜谭。杜绝这种寻租行为，前提是统计登记制度改革。针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包括城市贫困家庭——的扶持，不比针对户籍、民族的扶持更有的放矢吗？

有个老笑话，说是有人指责一广场喂鸽的贵妇不顾非洲饥荒浪费粮食。贵妇反诘：“我扔不到非洲那么远。”我们的政府不是贵妇，我们的农村也不会成为非洲，遭受公共服务的饥荒。但是，现有公共服务水平的城乡差距，已弱化了代际流动性，由此，农村的声音容易离政策讨论愈来愈远。城市化了，狗剩们还能剩下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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