⒉生活：三期叠加压力大，渴望能再“体面些”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爸妈撒谎说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了。”32岁的小何老师老家在河南，目前在沈阳一家高校中文系教书，已步入大龄的她，目前仍然单身。
“回去过年就怕亲戚邻居问这问那，更怕父母催婚。我读完博士就已经30岁了，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都得耽误个一两年，现在女博士学历高，交际面也窄，所以也就成了大龄‘剩女’。”
大连某高校青年教师曲成新2015年博士毕业来到该校工作。妻子目前还在北京读博，孩子刚刚3岁，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我爸妈都是农民，他们拿出了全部积蓄、四处借钱帮我凑齐了购房首付款，现在生活支出加上房贷，每月的花费近8000元。”小曲在学校外边找了个兼职，挣钱贴补家用。
“现在的青年教师，哪一个不是读了20余年的书才到高校的？可是一旦到了高校，除了工作压力外，结婚生子、购房买车等，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连某高校的教师萧明忍不住倒起了苦水。“细细算来，现在每个月我所有工资补贴加在一起不过5000元，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1.4万元。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青年教师，有的在民办培训机构做兼职，有的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然后让学生帮忙打理和推销，还冠以勤工俭学和大学生创业的名义。年轻老师一旦选择这条路，还谈什么学术呢？”
记者约曲成新访谈时，正赶上他在整理各种发票，餐饮、住宿、打车、购物等，各式发票忙了一下午。“目前我最苦恼的是报销科研经费，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对的。文科方面的科研经费一般都是1万元到20万元之间，很多文科项目需要的物质设备少，却极消耗脑力，现在项目结项管理越来越严，每做完一个项目都要脱一层皮，一想到报账的繁琐严苛就浑身不自在。”
“我们那个博士班的同学找工作，首先不是看学校的名气，而是看哪个学校给的安家费高，哪个学校能够提供住房。”刚刚在辽宁某地级市找到工作的秦中告诉记者，来到这里，学校兑现了承诺：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和1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你也可以说我势利，但是我都34岁了，还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与他同期毕业的10位博士，7位都去了三线城市。
“刚择业时，看到身边一些同学留在了北京，心里也默默发誓，都读到博士了，一定要留在这里。”可择业过程中的一次次碰壁，让今年34岁的山东人张军逐渐清醒下来，“想留北京，重点院校基本没戏，人家不是要‘海归’，就是要求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学术带头人，去一般院校顶多做个辅导员，心里有些不甘。现在我在沈阳一个月工资基本能买一平方米房子，爱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工作，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张军如今在沈阳某211院校土木工程学院工作。
今年寒假小张老师带着家人去了趟上海，“这期间我拜访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学，他们夫妻也都是农村的，留在上海工作后倾尽两家的积蓄买了一套面积约60平方米的房子。那个楼是1980年建的，略显破旧，结构也不合理，父母来时就在客厅放一张折叠床。他们两人每天都在学校，很晚才能回家，35岁了还没要孩子。”
吴鲲鹏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青椒”面临的困境。他来自河南农村，上博士之前已经结婚，爱人在老家。“现在读博士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像我那一届，183个博士，有103个都有孩子和工作。”
博士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打算，选择了杭州的一所学校。然而刚在学校工作两个月，他就感受到巨大压力，“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千元，爱人无法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孩子也无法照顾。”
“我的一个同学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他老家在江西农村，还要补贴父母，为了多赚点钱，超负荷工作，教了很多课，也申报了很多课题，3年后积劳成疾，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小吴老师决定离开杭州，来到了辽宁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两年后，他用学校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购买了一套将近160平方米的房子，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房。
“没有了生活的压力，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能安心读书了。”毕业不到5年他就评上副教授，还获批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仅在核心期刊就发表了20余篇文章。
谈到这5年“逃离”一、二线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经历，小吴老师感觉还比较满意。“对于那些仍然在一、二线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门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师，我深切理解他们的艰辛和诉求。现在传播技术如此发达，不管在哪里都能便利地获取各种学术资讯。也许他们可以走一条迂回的道路，先到一个压力小的地方把生活安顿好，把身心调整好，等经济和学术上都有积累之后再尝试回到一、二线城市重点大学。在二本院校，学术平台的影响力、工作单位的知名度确实影响项目的申请和成果的发表，这是到三、四线城市二本院校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只要足够努力，这些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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