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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6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中总结了2015年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和取得的成就，分析了中国深化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热点问题，并展望了2016年中国教育发展形势。另外，书中就当下热议的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流动和留守儿童的舆情问题，及留学低龄化热潮展开了讨论。
八成教师不满当前职称制度
在《2016教育蓝皮书》中，集中阐述了当前实行的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以及中小学教师和相关部门对改革的看法和意见。在2015年起实行的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中，政府相关各部门致力于优化教师职称制度，提高教师待遇等相关福利政策。然而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对此却并不买账。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开展的调查中发现，八成以上的教师对职称制度表示“比较不满意”，并且对2015年起开始全面实施的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也评价不高。
超过七成的接受调查的教师认为制度改革存在“指标分配不合理”、“评价过程不透明”以及“评价标准不科学”三大问题。其中75%的农村教师认为职称制度中论资排辈现象严重。而对于职称制度在评聘后的问题，40%以上教师认为职称和工资的关系不合理，60%以上希望职称制度能够提高教师工资。
其实，深度解读和分析这些教师的不满之处，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负面评价的背后，是因为改革制度中缺少相关举措解决教师最关注的工资和指标问题。改革中除了提出教师评价标准向农村教师适当倾斜之外，对教育行政部门现行的按岗位级别划分指标的模式也无明显改动。因此受访教师对本次改革的态度不够积极。
不过，由于本次改革在非试点地区刚刚开始推行，各地还未明确实施细则，教师对本次改革不了解或者态度不确定的比例较高，随着各地细则的明确，教师对本次改革的态度可能会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变。
流动儿童受教育满意度负增长
在中国教育改革推行中，各大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仍是这片红色热潮中的一块阴霾。在《2016教育蓝皮书》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旭揭示了在19大城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调查中发现，在教育满意度总体上升的同时，与2010年相比，2015年流动儿童受教育满意度呈现了负增长趋势。其中，北京的流动儿童受教育满意度明显下降，是19个重点大城市中降幅最大的。此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流动儿童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教育缺失。
而就大众普遍关注的学区房价格严重偏高的问题，张旭也指出是政府在管理方面失责导致了房产商肆意抬高学区房价格。另外，调查也显示了四分之一的人对学区房改善持有悲观态度，更有四成以上的人认为学区房价格过高是由校际差距过大造成的。
因此《2016教育蓝皮书》建议，按照国家城市化的基本战略，帮助更多的流动人口成为新市民，使更多的流动儿童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大城市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挑战。学区房价格过高的主要症结则是学校差距过大，因此缩小学校差距是解决学区房问题的治本之策；同时，也实行有效的干预和管理，从而抑制房地产商对学区房价格的恶意抬高。
留守儿童舆情事件频发
与各大城市流动儿童同样牵动人心的就是遭受监护和教育双缺失的农村留守儿童。当下，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形势总体转好，但仍然有规模巨大等不乐观的问题。2010年后留守儿童舆情事件突增，非正常伤害事件和意外死亡事件增幅显著。留守儿童舆情事件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等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
《2016教育蓝皮书》在对留守儿童的概况总结后，深究了留守儿童舆情事件频发的原因，发现除了农村地区自然环境地域性和安全措施匮乏等客观原因，儿童双亲的缺失是导致留守儿童意外伤害凸显的主要因素。因为缺乏儿童应有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从而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严重滞后。
因此，要从家长与政府两方面，双管齐下解决留守儿童相关问题。
亲情的复位和补位
很多留守儿童的家长认为，将孩子丢给学校和当地相关机构，就可以保证孩子的安全成长。然而，这些家长忽略的是，双亲在儿童心理健康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学校与机构纵然可以尽力保证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的心理健康是需要在血缘的陪伴下茁壮发展的。
因此要减少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问题，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强化家长的主题监护和教育责任。可通过教育甚至是立法手段，进一步让家长明确作为监护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让更多留守儿童的家长减少外出，多与孩子沟通联系，促进孩子健康全面发展。
以政府为主导
留守儿童舆情严重的原因，除了缺少家长监护，留守儿童所处的农村环境相对来说仍然缺乏完善的社会安全体系。因此，政府应在农村地区设立留守儿童专门救助机构，提高社会相关专业组织和机构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另外，政府机构也应加大专业社工人才的培养力度，把老年人社工和儿童社工有力地结合起来。另外，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特定需求，创新和改进农村教育课程，从而让留守儿童得到全面的法制、健康和安全教育。
留学低龄潮背后隐藏的中国社会危机
“出国留学”是罕有的热度不减反增的社会关键词。而自2011年起，低龄化留学更是成为了出国留学热中的一股新浪潮。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公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已经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低龄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那么在这股新生的热浪中，低龄留学是不是真的像各位学生家长心中描绘的美好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平源根据在美国期间对小留学生的观察和访谈，在《2016教育蓝皮书》中指出寄宿家庭问题，语言与文化融入问题，人际交往、情感问题，学校选课问题，升学问题与就业问题是小留学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和关口，同时也反映了小留学生实际的学习和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很多家长和学生把对低龄留学的选择作为逃避国内高强度应试教育的途径。因为不满国内的教育制度，认为孩子的“聪慧”没能很好地在国内的教育中体现出来，甚至是一味地追求孩子出国赢得的面子问题，很多家长和学生盲目跟随潮流选择低龄留学。程平源认为低龄出国潮体现了中国教育、社会和政治多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整体系统出问题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社会问题的外部化、国际化。
首先，西方教育神话主导了一场中国低龄留学潮，这种教育神话的编织主要在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优势、中西教育资本的推动以及家长和学生对留学神话的自愿服从和想象，三方面的共同作用加强了这种趋势。
其次，留学低龄化，意味着中国应试教育制度与中产阶级家庭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教育资源不平等趋势的加大，促使中产阶级家庭向海外教育寻求出路。这种教育压力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结构失衡在教育上的反映。最后，低龄留学潮和小留学生问题暴露的不仅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更是更深刻的中国社会矛盾的反映。
对于缓解盲目追求低龄留学的潮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也给出了相对乐观的数据。在对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价值观的探究中发现，中国高中生是四国高中生中最具国家自豪感以及对本国社会公平认可度最高的。因此，优化中国教育制度，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社会分配环境，是可以逐渐让盲目追求低龄留学的热潮减退，让中国中小学生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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